在世人看来，美国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但是2016年上半年，主张“社会主义”的伯尼·桑德斯却在好几个州的初选中击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政治豪门希拉里·克林顿。对于一个百余年来一直被学者普遍定性为“社会主义例外”的国家、一个20多年前还宣称“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主义”并将社会主义严重污名化的国家来说，这种现象似乎有些反常。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种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就会发现事实并非看似那般“反常”。

    1.美国社会主义并非由桑德斯所引爆，而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走出经济滞胀，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弃管制、削减福利、取消工会、走向经济金融化，其目的就是要在国内及世界事务中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利润及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金融化在给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本主义自身更加深刻的矛盾，结果演变成了蔓延至全球并持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等。金融危机和占领运动让民众日益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不少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开始拥抱社会主义，而且这样的人数与日俱增。早在2011年，皮尤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2016年《波士顿环球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选民中有超过50%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参与2016年总统初选的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抨击“1%的富人掌握着99%的美国财富”的经济不平等，反对亿万富豪阶级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政治献金体制和寡头统治，批判体制性的种族主义、破碎的司法系统以及无节制的对外战争，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恢复公立大学免费、实现由政府单一支付的全民医保、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和向最富有的富豪、大公司以及华尔街投机活动征税等。桑德斯的这些批判和主张，呼应了长期被美国主流话语所忽略的普通民众的内心关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赢得掌声和选票。从这一点上说，美国这次朝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并非由桑德斯的竞选所引爆，而是早已存在。真正将美国人推向社会主义的动力是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美国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改变了美国人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既有偏见，是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心、民意，为桑德斯以社会主义为名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注入了动力，而不是相反。

    2.桑德斯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改良主义者。

    桑德斯自决定参加总统竞选以来，一直自称“社会主义”者，并以谴责社会的不平等、抨击大垄断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掠夺性作为其竞选纲领的基础，但是他在阐述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时，不看委内瑞拉和古巴，也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以丹麦、瑞典为典范并希望从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社会改革”中汲取灵感，走一条与之相似的道路，重建福利主义国家。他承认美国现在需要进行社会变革，但是他所谓的“变革运动”不是依靠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独立自主、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而是主张通过阶级合作和体制内的资产阶级主流政党——民主党，在现有的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两党政治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给予工人阶级某种改善。他认识到美国“选民并不缺乏发动政治革命”的意愿，并利用了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但是他所谓的“政治革命”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仅仅是“要继续团结本党、团结国家……团结那些原来已经对政治绝望的劳动人民”“决不让右翼共和党人上台”！

    可见，桑德斯只是相比如今已经共和党化了的主流民主党人和其他总统候选人更为激进的“新民主党人”，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只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与美国上个世纪罗斯福“新政”、约翰逊“社会改革”的混合物。就像他所希望效仿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约翰逊，以及当前主张“重新左翼化”的刚刚上任的英国工党新领袖杰雷米·科尔宾一样，桑德斯充其量只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倒逼出来的改良主义者。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对剥削、压迫、战争等与日俱增的反抗以及民众反抗资本主义不断高涨的情绪，不如说是代表了统治阶级对这些变化的反映。在美国国内抗争运动风起云涌，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开始左转，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实力、制度规则和价值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世界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等内外压力下，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不得不给予工人和底层人民一些可以随时收回的好处，其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运动引入改良主义轨道，进而换取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和对劳动人民的可持续剥削，而非相反。

    3.美国并非社会主义例外，而是存在样式和实现路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