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在浙江横店举行的2024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2024）上，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左）受邀作了大会报告。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胡振江向其颁发感谢证书。中国计算机学会供图

　　86岁的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15个国家工作过，他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将改善教育作为优先事项的国家。”

　　从2011年起，他每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3个月，讲授计算机科学课程。他将课程讲义无偿在中国出版，唯一的要求是售价在30元以下，让更多学生购买起来没有压力。2017年北京大学开办“图灵班”，他制定培养方案，授课。和他接触过的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都直接用“约翰”称呼这位可爱的老人。

　　2016年，他荣获我国为在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颁发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近日，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副院长陈宝权教授与约翰，就年轻人的成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诺奖获得者告诉我，他们没有规划

　　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觉得现在计算机领域竞争太激烈了，“许多人认为受好的教育是为了获得高薪工作，可以有好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好的规划。现在大多数学生（学习）是由工作驱动的，这不能怪他们，因为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

　　“我与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交谈，询问过是什么样的规划导致了他们的成功？他们一般都说‘我没有规划’，因为‘没有规划’就是规划。”约翰向陈宝权解释，“如果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来了，有人会抓住它；如果这个机会不让人兴奋，他们就不理会了。所以学生了解他们自己喜欢什么很重要。”

　　约翰回忆，在他所带的学生中，只有一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当时，这名学生提出来放弃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力劝“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所做的写出来，我会批准，然后你获得博士学位，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学生说“不”，因为他收到了在科罗拉多州担任滑雪教练的邀请，并说这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认为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可能会从事学术工作，也许会讨厌它，不会成功。因为他真正喜欢的是滑雪和当教练。”约翰一再强调，“人们应该做的是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回忆自己的成长，他在几个阶段都体会到了兴趣的重要性。

　　“我在西雅图长大，父母都没有完成高中教育，但他们希望我有更好的生活。”父母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童年。

　　“我上小学时，早上9点开始上课，下午3点结束，中间还有一个小时做作业，所以下午放学我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家的了。”约翰回忆，“父母告诉我，下午3点放学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按时回家吃晚饭”。

　　约翰认为这是自己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必须找出我想做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来到中国，他看到了中美两国小学的区别。在中国，他看到学生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5点半，然后回家写作业。晚饭后，有些父母还让他们上辅导课，“中国的很多孩子没有机会找出他们喜欢做什么，而这是教育中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说他花了好几年才理解了中国的一些问题。他看到，中国一直在试图解决问题，比如“双减”，让孩子有时间玩耍和自我探索。但他也意识到，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中国父母普遍希望孩子们在学术上成功。

　　找出你真正喜欢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位计算机专家，以表彰他们“在实现使用人工神经’晨曦时尚网’络进行机器学习方面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一个国家要成功，不能每个人只做应用研究。有些人朝着（看似）疯狂的方向前进，偶尔他们中的人发现一些真正基础的东西，就能创造一个全新的领域，创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约翰看来，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弗里·辛顿就是这样的人。

　　2012年，辛顿的研究改变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因为之前都在试图基于逻辑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但几起几落没有真正进展，而辛顿的团队采用的是训练深度神经’晨曦时尚网’络。深度学习从此从纯学术研究走向应用。

　　“现在在农业、生物学、医学、制造业等许多其他领域都有应用，辛顿的研究取得了成功，导致了整个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都在使用深度’晨曦时尚网’络。”约翰看来，这就是因为有人做了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事”。

　　他认为，这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他把基础研究定义为“做你好奇的事情”，不同于应用研究。

　　当然，辛顿的成功不是顺利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冷落，论文也不能公开发表。但辛顿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对此，约翰说：“人只有一次生命，也不必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获得诺贝尔奖，很多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没有成功，（从另外角度）他们也成功了，因为他们有愉快的生活。”

　　他说，他总是试图告诉学生：“你只有一次生命，你应该享受它。获得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找出你真正喜欢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我从来不让学生帮我做研究

　　约翰高中毕业后，去了西雅图大学学电子工程，“我知道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玩电路和搭建各种与电子相关的东西”。

　　相比更有名的大学，西雅图大学稍逊一筹，但是他认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当陈宝权问起，他当时有没有考虑换一所大学时，约翰很坚决地说：“没有。因为我申请这所学校离家近，住在家里，不用操心吃饭、住宿。没有财务方面的担忧。”

　　毕业后他到斯坦福大学读博士，他上的第一批课程中有实验课程，这时他发现“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讨厌实验室，我决定要换专业，告诉导师这不是我想要学的。我想要学与数学有关的东西。”

　　后来，他找到了一位数学导师，并慢慢发现对阈值逻辑产生了兴趣。他还完成了训练两个阈值逻辑单元的’晨曦时尚网’络，这篇论文是相当新颖的。

　　他说：“我学会了如何选择研究主题，这就是做研究的重要部分。”

　　约翰培养的学生中很多人卓有成就，“如果你读过我很多博士生的论文，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不一定马上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学到的是如何进行研究，这让他们有了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

　　“我的3名学生获得了图灵奖，其中一人还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仅次于诺贝尔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博士论文中就做了突破性工作，而是他们学会了如何进行研究和如何选择问题。”

　　约翰发现，他的学生会逐渐发现有些（最初的）想法不是他想做的，会修改方向，最后，能发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

　　“我从来不让学生帮我做研究，我的学生几乎都是3年博士毕业。因为导师的作用是指导，不能让学生来帮助导师进行研究。”他说，他只是告诉学生，你要选择一个让你最兴奋的问题。

　　我一不小心成了计算机科学家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约翰打算获得大学教职。有一天，当他经过导师办公室时，被叫了进去。导师当时正在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打电话，他们都意识到计算机将变得重要，筹划开设计算机科学课程。

　　约翰当时还没有学术著作，但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发现他对事情有好奇心，有探索精神，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接受这份工作有一些风险，我刚刚结婚，我和妻子不得不收拾行李搬到普林斯顿。”最重要的问题是，计算机科学课程教什么？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课程和教科书。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回答，只需要看一些研究论文或者其他资料，并教授其中的内容。

　　2024年11月20日，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左）与北京大学教授陈宝权交谈。中青报·中青’晨曦时尚网’记者 李新玲/摄

　　在这些资料中，约翰发现了一些让他觉得兴奋的研究方向，“这就是我要教的，我做了笔记”。后来，他和班上的一个学生决定把笔记写成一本书《形式语言及其与自动机的关系》。

　　“这本书是对自动机理论、上下文、自由语言和可计算性的介绍。”约翰回忆。随后，许多大学意识到计算机会变得很重要，陆续创建了计算机科学系。

　　“虽然我的书可能没有那么好，但它是当时唯一的书，它在世界各地的课程中被讲授，这使我成为一名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翰认为，这是偶然的运气，“我并没有打算成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不小心成了其中一员”。

　　计算机用途越来越广，很快，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成员。

　　“如果我是搞物理学的，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作，因为当时有数百名高级物理学家。但当时没有高级计算机科学家。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做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

　　陈宝权说：“你进入了一个年轻、萌芽的领域，你几乎是第一批进入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机会都是你的。”

　　约翰强调，“这都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我的计划”。“我做了我喜欢的事情。这带来了我的成功。”

　　他在普林斯顿待了3年，后来他接受了康奈尔大学的邀请，与几位同事建立了计算机系。

　　中国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强，但不会提问题

　　60岁之后约翰在十几个国家工作过。他看到，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高等教育有了巨大发展。他在康奈尔大学给大一的约200名学生上课，来到中国后，在这里给200名新生教相同的课。但在康奈尔大学，也许只有两三名顶尖学生，而在中国，这200名中会有100名顶尖学生。“原因是在美国，学生不一定去最好的大学，他们也许去家附近的大学获得良好的教育。但在中国，每个人都想进入前十名的大学。”

　　他还发现另一个区别，中国学生在解决问题方面要擅长得多，例如在计算机科学方面，他们知道如何编程，而美国学生则不是，认为编程不再重要，可以被取代。在美国，学生很好奇，他们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但在中国多半不会发生。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学生不会问问题，但在美国，当我教授一门课程时，学生们不断地提出问题。这提高了课程的质量，帮助我更好地与学生互动。所以有很多差异。”

　　最初，约翰尝试改善中国前30所大学的教学。他慢慢发现，前30所大学只教育了中国大学生的1%。要想改善中国的教育，必须改善分布在各省的1300多所本科大学，影响99%的学生。

　　“所以我调整了我做事情（的方向）。现在我正在与每个省份合作，试图与负责教育的副省长取得联系。他们是关键的人，可以让我与大学的人取得联系。”他认为，“各省有很多好大学，里面有世界级的老师，他们确实有很好的教师，但他们需要帮助。顶尖大学的教师往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他们就可以看看世界上的大学正在教什么，并带回最好的内容。但是一旦你走出顶尖大学，会发现很多教师不会说英语，他们需要中文的材料。”

　　开辟“试验田”指导中国学生

　　2017年，约翰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图灵班，目标是培养计算机学科的顶尖人才。陈宝权与约翰合作，共同培养学生。

　　“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每个导师又和国外的一些同行有联系，构成较大的导师群，学生可以‘科研轮转’。”陈宝权解释，每个学生可以选3个导师，进入实验室，这样能够轮流了解3个科研方向，这种轮转能够帮助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之后再确定科研导师。

　　图灵班，被约翰看作“试验田”。他参与图灵班学生的培养方案制定，包括开什么课程。他自己也讲一两门新课，给其他老师示范。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要去听课，观察课堂效果，给授课老师反馈，提出改进建议。学生的科研交流展示活动，他也来参与，给学生点评、鼓励。

　　在担任上海交大校长特别顾问期间，约翰曾参与引进了十余名高层次学者；他担任计算机专业教学评估督导期间，一个月内听了45堂课。

　　“对我个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作为大学教师，很多人对于教育角色多少有点模糊不清，一般来说认为还是以科研为主。”与约翰共事后，陈宝权清晰理解并认可了“大学老师的第一任务是教学，培养学生，或者大学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学生”，当然，约翰认为老师也要做科研，这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科的前沿进展，能与时俱进。

　　胡振江教授是北京大学图灵班管委会主任，他说：“约翰帮助中国计算机专业的教学整体提升，对国家意义重大。”

　　图灵班在大二上学期要上科研伦理课，胡振江认为，这非常重要，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抄袭、急功近利，这都是科研大忌。

　　101计划“更上一层楼”

　　2021年的最后一天，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实施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简称“101计划”。目标是用两年时间推出一批计算机领域的名课、名师、名教材。第一阶段在33所高校实验，第二阶段在全国高校中分步进行推广。

　　这个“101计划”的提议者正是约翰，在他看来，“改善中国的大学教育需要把重点放在教育了99%学生的大学上”。这个简称的提出者是陈宝权：“‘101’是美国大学通用课程代码，是基础和入门课。当我给出101这个简称时，大家有了很多新的解释，比如‘101是一个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二进制数’。”

　　2023年3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2023年工作要点，提出“在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基础上，全面实施系列‘101计划’”。

　　2023年4月，教育部启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基础医学、中药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

　　但是在这一计划的实施中，约翰发现，中国的老师喜欢“写书”，误解了他的建议，把“知识点”的建设理解为写一本书。

　　按照他的设想，针对课程号召优秀教师撰写相关知识点，放在互联’晨曦时尚网’上的文件夹里，并免费提供给所有教师，让更多的教师贡献智慧，随时修订。这样可以进行标准化的教学，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学科基础。

　　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了让101计划顺利进行，排名前30的大学的教师开始努力创建内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顶尖大学的教师工作太优秀了，但他们创建的内容只适合排名前30的大学。所以不得不降低标准，但适用范围更广。”

　　无疑“101计划”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效果。约翰表示：“最初从计算机科学开始，现在已经扩展到物理、数学、经济学、生物学、医学，最近又增加了统计学。我希望他们很快增加应用数学，因为这是我们还没有涵盖的另一个重要学科。”

　　胡振江说：“计算机学科评估有了等级的学校已经覆盖，我们下一步计划达到300所。教案不仅是文件夹，教某个知识点，如何去教。”

　　胡振江以计算机学科为例：“12门，每门课50-60个知识点，一共650个知识点。有两个特点，一是全局的体系性，二是不能太个性化，要有普适性。”他解释，以前一本书由一两个作者完成，现在希望更多学校的教师提供（知识点），注重学科基础。例如，排序算法这个概念，先从问题引入，有多种算法，从最基础开始讲起，像个“手册”。

　　胡振江发现：“参与‘101计划’的每位老师都挺可贵的，很多人是被约翰感染。一个美国人，帮助中国提高学科建设。”

　　对于计算机学科，约翰的理想是达到1000所高校，提高这些排名不是特别靠前的学校的教育水平。这将显著增加中国的人才质量，这也是他不遗余力推动“101计划”的重要原因。

　　要用课堂“数据”来评估教学

　　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以后，想不起之前在课堂上具体学了什么。

　　这是约翰常向别人提起的一个调查结果，“那么我们实际上在教学生什么呢？我们教的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技能。我们在教他们如何处理一个项目、如何判断某件事是真是假、如何与他人沟通，这些都是软技能”。

　　约翰举例，中国许多大学正在建造两种类型的建筑，一种是教室，另一种是教职工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他建议，“为什么不在建造一栋建筑时，下面两层是教室，第三层和第四层是教职工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而且在第一层放一个咖啡店，教职工下楼去拿咖啡时，会偶遇学生并与他们交谈。这是教职工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他发现，有很多事情与环境有关，比如让教职工保持办公室门敞开。这样，当学生经过时，他可能会顺便进来。如果你关上门，就有点发出信号的意思——“别打扰我”“我很忙”。实际上，教职工和学生需要互动。不仅在课堂上，很多教育是在课堂之外进行的。

　　他还看到在中国一些地方大学有许多高质量的教育实践，到处都有才华横溢的教师。

　　很多场合他向一些大学校长建议：通过观察课堂，看看讲课的人是否吸引学生参与，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在听讲，授课内容能否及时更新，授课教师是否完全掌握课程内容且充满激情，是否和学生有所互动，课堂上参与互动的学生占比多少……用这些数据来评估教学。

　　人工智能时代，软技能更重要

　　1986年，约翰荣获图灵奖，对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2020年他的第一个博士生阿尔佛雷德·艾侯（Alfred Aho）获得图灵奖，奖励他在编程语言实现和算法设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但是对于“人人谈AI”，约翰却有一份超然和冷静。他说自己不用Chat GPT，因为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人交谈，或者发邮件。

　　同时，他认为现在的技术还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当然这项技术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要关注如何合理分配由AI创造的财富。

　　AI赋予教师、教育什么样的新角色？对陈宝权的这一问题，约翰这样回答：“如果回溯200年，学习数学并不是必要的。如果生活在农场，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种植作物，以及一些关于天气的知识；当制造业出现时，人们必须知道如何测量、计算，等等。当我上学时，我被教授的是事实。而现在，（教师）不需要教学生这些，只需要教他们如何使用互联’晨曦时尚网’，因为可以从互联’晨曦时尚网’上获取许多事实。”

　　他说，注意到一些教师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定理，然后开始教授如何证明。其实学生可以从互联’晨曦时尚网’上找到证明过程，老师应该教的是定理为什么重要，它有什么用途？如果想要证明它，需要哪些关键思想？

　　过去历史课上讲授的历史事件以及战争发生的年份、谁是战胜者等，现在这些都在互联’晨曦时尚网’上。学生应该被教授的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战争有什么后果。

　　“教育一直在随着时间变化，而AI将使这种变化更大。但是AI可能无法传达像理解、反思事物这样的东西。软技能会变得更加重要。”约翰思考更多的是：“如果工作消失了，如何教人们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如何享受生活？教育可能包括让学生去旅行看世界？因为工作的概念大约在20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它可能会消失。”

　　“未来，不再只是在学术研究中，也许体育课程中会有3个不同的导师和3个不同的研究课题。你会被要求玩3种不同的运动，比如’晨曦时尚网’球、排球、高尔夫，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这可能是教育的一部分，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玩各种运动，以及确定他们喜欢哪一种。”他希望：“人只有一次生命，每个人应该去享受它。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拥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中青报·中青’晨曦时尚网’记者 李新玲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2月26日 06版